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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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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雅蓝/译)有这样一个错误观念,简单粗暴却出奇地经久不衰,是关于男性为什么强奸女性的。它的大意是:如果由于缺乏性生活或天生性欲过剩,男性过度性奋,那么他面对不设防的女性时就会失控。整个心理学的早期阶段,这个基本假设一直没怎么变。在《性精神病态》(Psychopathia Sexualis,1886)一书中,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 Richard von Krafft-Ebing)假设,强奸犯要么患有“阴茎异常勃起和类似色情狂的状态”,要么“意志薄弱”,让欲望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他觉得强奸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水力学问题:如果压强太大,或者水管太脆弱,一场可怕的犯罪就会喷薄而出。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臭名昭著的《性精神病态》一书于2006年被改编成电影,图为电影海报。图片来源:Pinterest

20世纪的头几十年,人类性行为成了科学研究的焦点,然而无人质疑这个简单粗暴的性侵模型。哈维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相信,所有男性的性欲都是暴力且具有掠夺性的,所以没有理由怀疑强奸是雄性欲望的一种正常体现。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更倾向于把这个问题全盘忽略,他认为强奸大多是错误的指控,并质疑它是否造成了实质伤害。因此,这个强奸模型一直坚持到20世纪后半叶,才突然被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致命组合拳打得粉碎。这些研究大大增加了我们对男性为什么会强奸的认识。并且,它还告诉了我们远比这个更有用,却被普遍忽视的东西:如何防止强奸的发生。

我们首先回到这个水力模型上面。要不是因为一个特别恶性的特点,也许它还能坚持更长时间:它为受害者归罪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说性欲引发了强奸,那么面对一个极其性感火辣的女性,哪怕好男人也会把持不住。受害者成了真正的始作俑者:当那个男人殴打她,将她扑倒在地,将自己的阴茎强行插入她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多么无助啊。

到20世纪中期,这个理论又被精神分析学派所利用。他们不仅认为受害者引发了强奸这点非常可信,还猜测所有的女性都在悄悄渴望被强奸。女性的性意识被认为具有内在的受虐倾向,例如精神分析学家卡伦·霍尼(Karen Horney)在《女性受虐狂问题》(The Problem of Feminine Masochism,1935)中指出:“包含父亲的早期性欲望和性幻想就是对被施暴(即被他阉割)的渴望。”按照这个说法,女性受害者即使没有刻意引发性侵,至少也在无意识中渴望着受到性侵。这种归罪有时会扩散到受害者以外的范围,延伸到几乎每个女性身上。例如,法证精神病学家大卫·阿伯拉罕森(David Abrahamsen)在《犯罪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rime,1960)中指出,性侵者由一个“迷人却冷漠”的母亲所塑造,并受到“他的妻子的雄性气质和竞争倾向”的刺激,最后“不得已受到引诱,犯下了罪行”。

就是在如此可悲的社会背景下,1975年,女性主义活动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发表了一项女性主义的开拓性作品,关于强奸的《违背我们的意愿》(Against Our Will)。她宣称:“强奸完全是一个有意识的恐吓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男性将女性置于恐惧之中。”布朗米勒推翻了一切受害者归罪,并否认强奸是性欲望的结果。她认为强奸其实是一种政治犯罪,它发生的原因“与黑人被一群白人私刑处死的原因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不是一种冲动犯罪,而是出于冷酷的预谋,经常由一个群体共同策划和协调。无论强奸如何发生,发生在何处,其动机都不是性,而是权力。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苏珊·布朗米勒与《违背我们的意愿》,摄于1975年。图片来源:Time Magazine

这个理论马上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读者的认同,并使公众意见分为两个敌对阵营。对女性主义的反对者而言,这极其荒谬,仿佛在说引发入室盗窃的不是贪欲,而是一种压迫房主的扭曲的欲望;而对女性主义者而言,这显然是正确的,并且恰好能够支持关于性别平等的更广泛的讨论。

1975年,研究经费还很充足,心理学研究领域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强奸动机的研究出现了一次激增。

在这些研究当中,最早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些来自临床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格罗特(Nicholas Groth)。他研究了关押在马塞诸州各地的监狱和高防备级别精神病院中的几百名强奸犯,并将结论写进了《强奸的男人》(Men Who Rape,1979)。格罗特认为,所有的强奸犯都具备以下三个可能的动机之一:施虐倾向、愤怒、对权力的渴望。他描述了这三种类型所对应的心理,并指出强奸从来都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人的所作所为,而“一定是某些心理问题所引发的症状,或是暂时的、突发的,或是长期的、慢性的”。他还明确表示,强奸是“一种伪性行为”,即它利用性表达“与权力和愤怒相关的问题”,并且“这种性行为服务于性以外的需求”。

遗憾的是,格罗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他没有解释研究是如何进行的,也没有提到他对被试提出了哪些问题。他没有说明自己是如何总结出这三种动机的,或者他为何认为所有的强奸犯都有精神疾病。他的研究工作之所以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他被认为证明了强奸并非由性冲动引发,并因此经常被引用。然而即使他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他也在书中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者正试图证明传统的水力模型,结果一败涂地。许多研究发现,强奸犯并不具备更高的睾丸酮水平。性剥夺也与强奸无关,调查发现强奸犯拥有的自愿性伴侣数量甚至比其他男人还要多。以及,已故的保罗·吉哈德(Paul Gebhard)及他在性学研究所(现金赛研究所)的同事在《性犯罪者:性犯罪类型分析》(Sex Offenders: An Analysis of Types,1965)中指出,已婚强奸犯和妻子之间有着活跃性生活的比例和其他人无异。这些研究的结果非常一致,不受研究人员政治取向的影响,因此各个阵营都放弃了“强奸是由阴茎异常勃起或性生活不满足所引起的”的观点。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标语:“请认真看待强奸”“强奸就是犯罪”。图片来源:The Odyssey Online

与此同时,简单地认为强奸与性无关的理论也不再流行,这是研究方向改变的间接后果。最初,心理学家研究的是被监禁的强奸犯,因为他们是“现成的”,比较容易找到。但是,被关进监狱的的只是性侵者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在所有参与性暴力的男性中并不典型。被定罪的性侵者更有可能性侵了陌生人,使用了武器,施加了不必要的暴力,并且先前已有犯罪记录。这些男性中几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也没有备受尊重的社区成员,然而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些特征并不代表不会实施强奸。

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就是关注所谓的“隐藏强奸犯”,即从未被逮捕、甚至从未被报告犯罪的男性。这些男性使用暴力甚至任何力量的可能性比进了监狱的那些人要低得多。相反,大部分人的性侵对象是因为醉酒而失去行动能力的女性。如果他们使用了武力,这几乎总是在尝试进行双方同意的性行为并失败之后,即所谓的“约会强奸”。显然,这些男性至少是部分地受到了性欲的驱使。

不过,这些新研究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或许是,找到未被监禁并承认进行过强奸的男性竟然是可能的。被试大多是大学生,而这个群体竟然会向完全陌生的人承认自己的性犯罪,这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只要“强奸犯”这个词没有出现在调查问卷中,那么在面对“你是否在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与一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这类问题的时候,男性能很坦率地回答“是的”。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莱萨克(David Lisak)和苏珊·罗斯(Susan Roth),以及后来的,来自位于罗德岛的布朗大学的莱萨克·米勒(Lisak Miller)和保罗·米勒(Paul Miller),都进行过类似的调查。从结果中可以看出,调查对象不知怎么似乎没有意识到那种问题就是在描述强奸。

另一项骇人的结果就是这样的男性数量竟然如此之多。在1985至1998年间进行的10项不同的研究中,6%到14.9%的男性大学生(大学生占调查对象的大部分)承认曾强奸或试图强奸,并且其中大约一半人曾反复进行过这种行为。这些研究采用一份标准调查问卷《性经验调查》(Sexual Experiences Survey),它判断一个男人是不是强奸犯时用到的每个问题,都包含“不经对方同意”或类似的描述。这些问题全部指明了阴道性交、肛交或口交。并且,在访谈中,承认进行非自愿性交的男性并没有试图解释这其中出现了误会。他们知道受害者不是自愿的,他们只是在“将非自愿性行为和强奸联系起来”这件事上差劲得吓人。

相比之下,这些研究对这类男性人格特征的发现反而不那么令人惊讶。强奸犯是否比其他男性更缺乏共情?是的,这不奇怪。强奸犯是否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控制欲更强?是的,意料之中。强奸犯是否对女性有着负面态度?是的,毫不意外。在所有这些参数上,性侵者和非性侵者之间的差异不太大,但足以在统计学上把这些人和正常人区分开来。所以说,强奸犯不是与正常男人截然不同的怪物,但他们多少是些(用正常人的话来讲)有厌女症的混蛋。再次强调,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新闻。

但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如果普通水平的冷漠、自私和性别歧视就能将一个男人变成强奸犯,那么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的。我们或许能消除性别歧视的观念,但几千年来人类一直试图消除冷漠和自私,却没什么进展。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图片中,“不要被强奸了”的文字被改为“不要强奸”。图片来源:Affinity Magazine

“理解性暴力”( Understanding Sexual Violence,1990 )研究项目由戴安娜·斯考利(Diana Scully)主持,美国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资助,它似乎指出了一条走出困境的明路。斯考利将其他重罪犯设为对照组,对被监禁的强奸犯进行研究,利用一份长达89页的采访评估他们的性格特征,例如对女性的敌意,人际暴力,和“强迫性雄性气质”(compulsive masculinity)。在所有这些评估项目中,强奸犯和其他重罪犯都没有显著差异。在入狱前的性生活、对女性的态度和童年时期是否受到性虐待方面,他们之间也没有区别。

最让斯考利感到震惊的,是强奸犯们有多努力地想证明自己强奸女性的行为的正当性。他们描述了自己的受害者的道德缺陷。在描述犯罪细节时,他们总是说谎,以让自己显得不那么暴力。他们试图说明强奸是正常的,正如一名被试所说:“如果你带一个女人出去,撩她,然后她说,‘不,我是个好姑娘’,你就只能动粗了。所有男人都这么干啊。”有些其他的被试表示,如果一个女人本身就名声放荡,如果你是在她搭便车的时候载上她的,或者如果她曾经和你发生过性行为,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强奸她是可以接受的。一些受访者承认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在这些案例中,他们通常会努力展现出强烈的自我厌恶,并坚称犯罪完全不是他们平时会做的事情。简而言之,他们非常在意其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斯考利认为,他们的这些想法发挥了关键作用,促成了有意识的、理性的选择——强迫女性发生性行为。

更重要的是,绝大部分的被试都以为自己不会因此受到惩罚。一名强奸犯说:“我知道我做了错事,但我也知道大多数女人不会报案,我觉得她也不会。”斯考利指出,被试们将强奸视为“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行为”。

需要停下来强调一下这个理论的意义。一个男人能实行性侵的前提是,他得是一个相对(但并不极端)反社会的人,程度足以让他不会受到对受害者的共情的约束。这似乎是所有有受害者的犯罪的前提条件;事实上,被判刑的强奸犯的性格特征与抢劫犯和入室盗窃犯相同。但通常情况下,一个可能会强奸的人,只有当他相信他会被同伴所原谅、并且能够逃脱惩罚的时候,才会犯下罪行。似乎有数量巨大的男性达到了这个标准;大多数大学生强奸犯都不仅不害怕惩罚,还美滋滋地浑然不知自己的行为就是犯罪。考虑到这个大环境,斯考利总结,大多数强奸都是一种强奸文化(rape culture)的结果,它告诉男性,在许多情况下,强奸女性不仅是很正常的行为,而且还相当安全。

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种强奸文化,那么可以预见,不同国家中性暴力的发生率将有较大的差异,取决于该国家对性暴力的容忍度或惩罚强度。一言以蔽之,事实确实如此。我们也许还记得,在美国有6%到14%的男性大学生承认强奸。这个数据看起来很可怕,但是根据《柳叶刀》(The Lancet)发表的一项研究,自我定义为强奸犯的男性在中国仅略低于23%,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数字达到了骇人的60.7%。

战争时期,不同军队中士兵进行性侵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异,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因为性侵犯所发生时的制度环境截然不同。有些光明正大地鼓励性暴力,有些则对其进行严酷的、当机立断的惩罚。

制度的不同所造成的结果非常清晰。在其中一个极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南京大屠杀中发生的强奸中,日本军官积极煽动士兵侵犯平民,在占领的第一个月就有2万名女性被强奸。与此同时,在左翼游击队中,性暴力发生率达到了历史低点,例如历时12年的萨尔瓦多内战。联合国调查委员会于198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战争中没有一例由反政府军(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实施的性暴力报告;而在战争早期,政府军的性暴力行为很普遍。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组织中有超出法律限制而进行惩罚的自由,二是他们有赢得民心的迫切需求。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看不见的战争犯罪”。图片来源:Time Magazine

战争中的强奸发生率似乎还会对高层命令作出快速响应。例如在二战末期,当苏维埃领导层将强奸定义为政治问题,并建立条例进行限制后,苏联红军本来的超高的性暴力犯罪率急剧下降。在萨尔瓦多内战中,当美国以撤离援助来威胁政府改善人权状况时,政府军士兵的强奸犯罪也大幅减少。显然,即使在战争的暴力环境中,男性也能克制住性侵的冲动,只要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受到惩罚。

所以结论很符合常识:强奸和其他犯罪一样,能够通过威慑来最有效地避免。这简直显而易见,而我们竟然花了这么多精力去试图不讨论预防它的措施,真是不可思议。

针对强奸原因的研究历史,就是试图反复重新定义强奸的历史:强奸被定义为需要用药物或政治手段来解决的问题,或是男性性欲的必然后果(这可没有什么实质的解决方案);可是强奸从来没有被定义为一种必须受到惩罚的犯罪。这种偏见的背后,是人们不愿意承认女性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足够重要,足以让男性侵犯者受到惩罚。受害者的辩护律师也常常无法要求更重的量刑,因为担心司法系统顽固不化,无法接受他们提出的请求。就算当惩罚进入讨论范围,它通常也被表述为替受害者个体讨回公道的方式,而非预防未来犯罪的手段。而目前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这是一个错误。哪怕刑事司法体系很难改变,改变它也必须是我们为消灭强奸而努力的方向。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显然做得比巴布亚新几内亚要好,但还有充足的改进空间。根据英国内政部主持的研究,英国每年发生的强奸与强奸未遂估计有69000起,而其中只有16000起报案,只有大约1000名性侵者(包括男女)接受审判。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些数据中,加害者有男性也有女性,受害者也是如此。不过,绝大多数强奸的犯罪者都是男性,绝大多数的受害者都是女性,而英国被定罪的强奸犯(以及插入式性侵犯,即用手指或其他工具插入受害人的肛门或阴道)中99%是男性。在美国,大约只有2.2%的强奸报案得到定罪。

阻止强奸的第一步,是将其定义为犯罪 | 科学人 | 果壳网 科技有意思强奸的报案率很低。图片来源:borgenproject.org

不过,我们能够在不侵犯被告权利(又是一个不作为的常见借口)的情况下大幅提高定罪率。我们可以给警方和检方更多的资金,以支持性侵调查(目前为止,性侵案还是极有可能在调查初期就被搁置) 。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监督,保证他们行为得当。我们可以对司法证据的检验进行资金支持,这方面目前有大量积压工作,并且有许多证据遗失或被丢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受害者更容易寻求警方的帮助;在所有犯罪中,强奸是最少被报案的。最后,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假装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更简单的问题,或者假装强奸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深奥而无法参透的秘密。

对于抢劫、纵火和诈骗,我们都知道惩罚不仅是一种惩戒,也是一种预防。我们明白,如果杀人不受惩罚,那么这就不仅是一个私德问题,更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我们明白,一旦取消对持有大麻的严格监管,原本遵纪守法、现在却开始滥用大麻的人数就会增加;我们知道,要想减少身份盗窃,就必须让警方和检方加以重视,并且给他们充足的资金和训练,以成功对涉案者定罪。现在,该把同样的常识观点用在强奸上了。(编辑:姜Zn)

编译来源

Aeon,Why Men 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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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宁飘